徐怀中：各位院领导，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应彭丽媛院长之约，我和莫言、朱向前三个人在今天回到文学系，开讲新春第一课。到这儿一看全院这么热情地欢迎，我觉得课简直没有办法讲了，就权当是今天来接受大家检查我们授课好了。
进到教室，我还没有来得及细看，我印象中这个教室原来是一个台阶，一台阶的洋灰地，后面就是一堵墙。我今天看就好像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大地不同了。但又一想，好像教室也就应该是这样辉煌，就应该是这样大模大样的。
所以，在这里首先我要感谢学院的各位领导。确定把这个南阶梯教室作为一个带有标志性，带有某种纪念意义的教室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一举措是出自于思想的丰厚和细腻，出自于眼光的远大和开阔。为部队保留这么一个文学系的荣誉教室，看起来是一桩很小的事情，可是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我这个曾经在文学系工作过的老军人以及对今天还在教课的老师们，以及今天上课的同学们，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牧童遥指魏公村”，请看魏公村18号院的花木丛中忽然筑起了那么大的一个蜂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巢，是一个酿造军事文学的很大的巢，这算不算是一个新的景点呢？
大家知道，大学中文系是培养学者、培养教授、培养专家的，并不是专门培养作家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有所不同，带有某种专业培训性质的，这样两相比较，不能说我们文学系创造了多么辉煌的教学成果，但是，在这个教室里边排着队走出一批一批的优秀军队作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研究、值得关注的事情。时代在飞速前进，但是留下来的仍然有它存在的意义，不完全都是一些陈谷子烂芝麻。
今天，我们大家汇聚一堂，意在回眸创办文学系之初，所走过的那一段曲折而又充满了收获喜悦的里程，是为了寻访那些数不清的甘苦，重拾那些尚未实现的追求与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文化自信作了深刻阐述，他讲的是民族大义、国家至要，却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习主席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辉映之下，今天的座谈更平添了奔赴前线的一种急切感和兴奋感。这是我的感受。
院领导还特邀了第一期的学员莫言、朱向前两位同学到课，他们可以随时打断我的讲话，就我发言的错误及疏漏之处给予修正补充。
一、创办缘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汹涌，全国文学创作的势头可以说已成燎原之势，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的刘白羽等老一辈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深刻、持久地反映我们部队的现实斗争生活，从我们的教育、作家队伍以及体制机构等诸方面来说都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刘白羽同志他们下决心要创办文学系，创办军队自己的大型文学刊物《昆仑》，并且立即分批组织作家到前线去深入生活。总之组织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战役，来促进我们军队的文艺繁荣。并且当时就明确地提出，要广招全军的英才，把那些风华正茂，身处第一线，有着深厚生活积累和创作经历的，但由于“文革”的耽误而缺乏读书修养，缺乏文化底蕴的青年作者集中起来，在有限的时间内来为他们加油、充电，让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军事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一个培养人才的基地，完善一套培养机构，聚集一支又一支的文学生力军。总政文化部的文件报上去之后，我回忆军委大概是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批复下来，要求一九八四年上半年正式开课。正是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胡可同志及其他几位院领导来找我，希望我来主持文学系工作。大家也知道，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才疏学浅，怎么能够接受这个文学系主任的职务呢？他们几位一次又一次地到寒舍，我觉得不好推辞，也就答应下来了。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同时也就下了决心，要把我自己的创作彻底地放下来，一个字都不写。否则，如果文学系办不好，那就是因为我自顾自留地，没有办好文学系。如果我努力了还是办不好，他们也只好另请高明。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答应来试一试的。
客观地说，当时的条件是很不完备的，所幸的是院领导以及学院各部门对文学系的创办有求必应，这也给我很大的鼓舞，我说那就干起来吧。没有师资，没有教材，满打满算只有三名干事和一名参谋，以后才陆续调进来两位教师和一位学员队长，这就是当时文学系全部的班底。我应该感谢当时文学系的几个青年人，他们一直帮助我，给我出主意，帮我想办法，苦苦地支撑，总算把文学系第一期办下来了。
二、招生工作
下边我想谈一谈招生工作。当时是三总部和陆、海、空三军十个大军区，我们定的招收学员名额是每个大单位有一两个人，实际上不可能平均。比如济南军区创作室的人多，就多了几个人，有李荃、苗长水；像福州军区就只有朱向前一个人，总参就是莫言。除了照顾各大军区、各大单位入学的学员之外，还考虑到要把一些突出的人物招进来，比如我们招收了雷锋连的副指导员刘英学，招收了在前线荣立二等功并且负伤的排长何继青。他们两位现在也都还在文学战线上工作着。这三十五名学员里招收了七名女学员，占百分之二十。
招生中间出了一段小插曲，后来为大家所谈论的，就是莫言同学当时来晚了，已经过了招生期限，按照规定没有办法收他，结果他还是入学了，这中间经历了一些曲折。莫言你谈谈吧。
莫言：当时我是在原总参三部五局宣传科工作，那一年的下半年，我给战士们讲科学社会主义，在长辛店进行培训。在培训期间我发现本系统的一位同志，每天都拿着《汉语知识》《写作与修辞》认真地读。我说你学这些干吗？他说军艺要招生了，文学系成立了。我说我是不是也可以报名？他说不行，有职务规定，只有营以上的干部才可以报名。我当时是排职干部，没有资格报考，很郁闷。大概过了有一个月，他突然告诉我说，那时候我还不叫莫言，叫管谟业，他说小管，我给你打听了，你也可以报考，只要是干部就可以报考。我听后很高兴，先请假跑回单位征得领导同意，然后跑到总参干部部门，他们给我打电话联系了军艺文学系，我报考时拿着发表的两篇小说《民间音乐》和《售棉大路》，还特意把孙犁先生评价我的一篇小说的文章给剪下来，贴到了我的那个小说的空白处。是刘毅然接待了我，当时正值暑假，天气非常热，我穿着军装一本正经的，刘毅然穿着短袖衬衫，印象很深。我把作品给他，心里希望能见见主任。刘毅然说你把作品放下吧，主任正在忙，你就不要进去了。主任正在办公室里伏案工作，我看了一眼，心里边暗暗祈祷，老天保佑，让我成为文学系的学生，成为徐怀中的学生。
然后，刘毅然说你赶快回去认真复习文化课，我们还要进行文化考试，要考政治、历史、地理、语文，你的时间不多了。回去后我就非常认真地复习。后来我听刘毅然说，主任当时跟文学系的几个同志讲过，这个莫言来晚了，文化考试没有系统复习，肯定会受影响。即便他的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我们也要收他。这个情况不知道是真是假。后来我的文化考试成绩还挺好的，是我们系的第二名。我的作文考了九十分，哲学、政经、历史、地理也都不错，因为我当时是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有点积累，有基础。考地理的时候我很幸运，就在我们局里的会议室里考，旁边挂了一个很大的世界地图。其中有一道题是十分，要写出我国周边各个国家的名字，地图上全都有，那我就抄上了，所以也有运气在里边。（掌声，笑声）
后来刘毅然给我打电话说你已经被录取了，但是你要走读。我一听就很害怕，我当时刚来北京不久，很陌生，公共汽车都不会坐，拨号电话不知道什么叫忙音。刘毅然说让我走读，我就跟他说，能不能不让我走读，哪怕在走廊里给我支一张床也行啊。过了一段时间，刘毅然又给我打电话，说没有问题了，全部都住校，不要走读了。
到了九月份开学我们就来了，一进大门在右侧一棵大树底下登记，然后有人领着到很大的一个宿舍。就是我们这个楼的一层，一进门右侧第一间。很长的一个宿舍里面摆了四张床，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每人有一张豪华的写字台，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也没有见过那么好的写字台，然后就正式开始了我在军艺的学习生活。
徐怀中：那一期的文化课我要说一下，我们文化课的总分数要超过北京市中专考试平均线的分数，这样我就非常高兴。都说我们部队的学员没有文化，你看看我们的文化还是相当好的。特别是莫言，我看了他的作品之后说这个学员一定要收他，他分数不够也要收他，想想办法。结果他考第二名，第一名是钱钢，钱钢现在也是有名的记者、大作家。
新生入学的时候，朱向前就跟莫言住在一起，他回想起认识莫言的经历很有意思的，向前你来聊一聊。
朱向前：今天首先非常感谢院领导给我这样的机会，其实我毕业三十年，也是第一次和恩师、师兄一起回到家里和大家聊天，不能叫讲课。我觉得我今天的主要角色是来见证两个奇迹，一个奇迹就是前面主任说的，我们军艺文学系在徐怀中主任手里，开创了一种培养作家的最快速、最高效的模式。如果能够以单位产量而论的话，其不仅仅是在军队，也不仅仅在新时期，甚至在新中国，恐怕也是文学史上难得的一个范例。第二个奇迹就是见证莫言，用我们老主任的说法，就是莫言从一个山东农村的孩子怎么走向世界的。同时，莫言又是第一个奇迹最大的证明，我有幸见证了他最初迈出的第一步。
话说是一九八四年的秋天，刚开学两天，本来我当时在福州军区小有名气，所以很荣幸被推荐来考，结果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福州军区就我一个。其实我那个时候刚刚电大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再来读大专前还有点犹豫，不知道文学系为何物。来了报名一看，钱钢、宋学武都是获得过全国大奖的，所以非常兴奋，大感意外，同时变得有点自卑。在福州军区咱姑且也算号人物，到这儿一看，啥也不是，一时情绪不免低落。
每天去饭堂的路上，同学们要么是前呼后拥，呼朋引类，要么是三三两两，称兄道弟。我去的时候谁也不认识，然后很快就发现一个人，就是莫言，孑然一身。然后再仔细看这个头像好像不太熟。因为当时发表作品多会附张照片，所以对有成就的作家头像会比较熟悉，我一看这个头像不太熟，起码也不在二线，更不在一线了。再仔细看的话，颜值也不是特别高。然后我有点信心了，主动上前跟他搭讪，我说贵同学叫什么名字？莫言说叫管谟业（山东话），我心说这个比较陌生呵。我说什么单位？总参。我说写过什么没有？说什么也没写过。我心想这就奇怪了，他马上补充，他说总参没人，他是来顶替的。我马上下意识地说，哎哟，不错不错。不错，这是客套话，其实也是泄露我内心的一种感受，不错，真不错，总算找着一个比我更差的，这其实是我当时的心里话。（掌声，笑声）
然后那两天我跟莫言有一点同病相怜，不知道莫言还有没有印象，那两天我跟他接触比较多，但是我同病相怜的错觉很快就打破了。大概是第三天、第四天，全系第一次开会，我们老主任做了一个郑重的讲话，包括介绍文学系为什么要创办，它的指导思想，它的战略意图等等，从宏观讲到微观，就讲到生源的问题，就是刚才主任讲的一部分。然后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篇小说叫《民间音乐》写得如何如何好，也引用了孙犁的两个评价，我记得很清楚。说人物写得空灵飘渺，这是一个评价。第二个评价是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这个可以说给我有冲击，因为当时主流的价值取向或者评价标准完全不是这样的，当时主任强调这两条。然后就说当年全国评奖我是没有遇到这部小说，如果遇见的话，我肯定要为它投一票。这句话一说，全场大惊，然后主任再说，说这个小说的作者署名叫莫言，他的真名叫管谟业。这个时候同学们都对不上号，因为当时不是特别熟悉，管谟业当时普遍比较陌生。但是我印象中，我觉得莫言挖个坑让我掉进去了，我还跟他同病相怜，其实他没病我有病。（掌声，笑声）
这就是最初的莫言亮相，但是我觉得，非同小可。大家想想，徐怀中主任在当时的情况下，以他这样一种稳健、严谨、审慎的性格，在那样的公开场合可以说是出语惊人。等于说《民间音乐》足以达到全国获奖水平。大家想想，莫言不仅是报名逾期被破格录取，而且一下子被推到这个高峰。这肯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且以主任的地位和影响，绝对是一言九鼎，但又是一诺千金！就是我不仅仅为文学系，为军艺，为军队发现了人才，更为中国文坛发现了人才！事实上，不到半年，莫言就以《透明的红萝卜》为徐主任践诺。可以想象，当时徐主任的几句话对于激发莫言的艺术雄心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这是一种激赏，一份信任，更是一份厚望，它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敢说，在徐主任一辈子的文学生涯中，这样“冒叫”一声——所谓“冒叫”，是我借用毛主席一句话，就是一个湖南方言，带有冒然、冒失、冒险的意思。像这样“冒叫”一声的经历，在徐怀中主任的文学生涯中不多见。但是就在那一瞬，中国文学史上一对伟大的伯乐与千里马诞生了。此处有掌声！（热烈鼓掌）
三、课程设置
徐怀中：关于课程设置，考虑到学员自身的特点，参照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惯例。现在的学员们比较年轻，可能都不知道，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文学讲习所，这个在延安就有了。也是请一些名家来讲课。解放初期五六十年代蜚声文坛的许多作家都是在这个文学讲习所学习过的，比如说河北省的徐光耀等很多人。根据他们的课程以及中文系的课程为基础构架，我们就把课程设为中国文学史、文艺理论、创作论几个板块，涉及军事、历史、哲学等等，人文学科无所不包。基础课是提纲挈领式的，点到为止，有一定的时间让大家去读书。所以安排的只是上午上课，下午自学，个人创作或者观摩话剧、芭蕾舞、美术展览等等。
这里要提到的是，出于为学员增长知识、广开思路、提高艺术境界的考虑，设了一些短线课程，没有一定的规划，但是却有着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各个方面都能请到拔尖的人给我们讲课，比如我们请了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的主任任继愈先生，来给我们讲授《中国宗教概要》。任继愈先生后来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学者，是我去请的他。任继愈先生郑重其事到我们课堂上来，讲了一课宗教。这个所谓短线课，莫言是每一课都来听，他非常重视。有的同学认为这种课程是可来可不来的，也有不到课的，他们着急地要写出东西来。实际上这种课程是非常重要的。你想宗教研究所的所长集一生研究成果，他知道只有一堂课给他，他要集中给我们部队学员讲些什么，这些老人都是备了课来的。
我们请了中央戏剧学院徐晓钟院长专题讲授《东西方戏剧比较》。我跟徐晓钟很熟，他是在苏联留学过的，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年轻人可能没有看过他导演的戏。他不光是教，在戏剧方面的建树很多。他给我们讲《东西方戏剧比较》，这课我也听了，讲得非常好，让你有一个概念，中国戏剧有什么特点，西方戏剧是怎么回事，这两者各自的锋芒在哪里。看上去相距甚远，实际上彼此又心有灵犀一点通。
请了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家李德伦先生来讲交响乐，讲什么叫作交响乐。还请了中央美院的教授孙景波先生讲《美术史简论》等等。实际上这些课程在大学中文系里也都没有，你也听不到这些课。这些短线课程只能是蜻蜓点水式的。从长远来看，这些教学效果就显现出来了。跟同学们讲一个很突出的例证，莫言在《美术史简论》的课上，他看到了一个被夸张了胸部与臀部的女子陶俑，这是最古老的陶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讲莫言看了一个陶俑，就写出了他几十万字的长篇《丰乳肥臀》。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这一堂美术课触发了他要写这一部巨作的灵感，灵感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如果作者没有这个灵感，没有捕捉到它，或者捕捉到了这个灵感又没有触发到他，后来的事情就不好说了。后来莫言这个长篇在云南的刊物《大家》上面获得了年度奖。我也参加了这个评奖，有几位评委当时提出，我们可不可以以评委会的名义建议作家改一改书名，他们说这个名字有点哗众取宠，好像是为了吸引读者。我当时据理力辩，说莫言这个书名你可以不欣赏它，但是如果你不接受它，把它改掉了，那可就跟作者原意完全相反了。因为作者从这个陶俑获得灵感于是自然产生这个书名。或许你可以理解为他是想塑造一个伟大的母性的形象，他在作品里就写了这么一个丰乳肥臀的女性，叫上官鲁氏。或许你可以理解为，他是喻示着大地母亲，以她肥沃的土壤以及山川河流养育了人们，喻示了人一代一代地繁衍生长，骨血以亲，相濡以沫。如果你改了这个书名，就把作者悬吊在半空中了，没有着落了。他没有什么哗众取宠之意，只不过是为了想要宣扬一种意境，宣扬人的精神境界，就顾不全那么多了。我想莫言取这个书名，他不会不知道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是，他不顾忌这个，还是取了这个书名。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呢？
关于这个书名，我当时给人家的解释也不一定符合莫言的本意，莫言你可以“拨乱反正”。
莫言：谢谢主任！前几年中国作协有一个老领导跟我说，我知道你是军艺文学系毕业的，我跟怀中也很熟，说怀中这个人哪里都好，就是有一点护犊子。主任到现在还是护犊子，我们也都是“老犊子”了。当然，主任对我们的“护”，并不是护我们之短，而是爱护、保护我们的才华，鼓励我们创新。
关于《丰乳肥臀》这本书，确实引起了一些争议，我也认真地思考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我认为有些意见还是有道理的。假如再写一遍的话，我会处理得更好。
刚才主任讲到的这些闲课对我们的创作所发挥的作用，我觉得我是得益匪浅。孙景波教授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他给我们讲美术史，用幻灯放很多美术史上有名的画作图片，其中就有老祖母的形象，这个对我的启发确实很大，那应该是人类生殖崇拜时期的一个作品。实际上孙教授那一堂课对我后来其他作品的影响也很大，他也给我们讲到当年欧洲的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像凡高、莫奈、高更这些画家的作品，我们听了这个课以后也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跑到图书馆去把那些画册都借出来。有一段时间，那些画册就被我一个人霸占着看。我读凡高的油画感觉像读文字一样，那种画面的扭曲、色彩的强烈、笔触的大胆，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画家在创作这个作品时的精神状态，以及通过这样一种艺术手段表现出他内心深处强烈、澎湃，甚至是扭曲的感情。我想，这样一种画面是不是可以转化成文字呢？我想不管画家也好，音乐家也好，作家也好，实际上都是用各自的方式来表现人类的情感，
画家用色彩和笔触、线条，作家只有用文字。所以我反复地看他们的画，深受启发，《红高粱》这部作品，有大量关于色彩的描写，有一些色彩浓得好像化不开一样，这个毫无疑问就是从凡高油画里受到的影响。由此我也感受到，艺术都是触类旁通的。在音乐、美术、文学、舞蹈等各种艺术之间，都有互相通达的密码，是可以转换的，也就是说画面是可以转换成文字的。
主任刚才提到了李德伦先生的课，李德伦先生是留苏的大指挥家，指挥过很多的乐队，他给我们讲课讲得很长，一边讲一边给我们放录音，从开天辟地开始讲起，讲劳动和音乐的关系，人为什么要唱歌、为什么要作曲？我觉得太普及了，这些知识我们都具备，他太低估我们了，所以心中有一点点小情绪。而且明显地超过了吃饭的时间，当时我们军艺只有一个食堂，去晚了没有菜，饭也凉了。所以每到下课大家都拿着饭碗拼命地往前跑，要排大队才能够买到一点点质量好的菜。李先生给我们讲到十二点，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后来终于讲完都快一点了，然后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就说我提一个问题，我说李先生，您给我们讲了一上午了，放了很多音乐，您能不能对着录音机给我们指挥一下让我们看一看？李先生很不高兴，一下子把脸拉下来说，我指挥过很多个乐队，但从来没有指挥过录音机，你这个要求我满足不了。我也为此感觉到很惭愧，后来我们班里边很多懂音乐的，像李荃就骂我说：你真是个傻瓜，居然提这么愚蠢的问题。我说那怎么办，我现在就道歉去吧。他说道什么歉，就这样吧，道歉反而让人家更记住了。
李德伦先生的课，尽管当时因为太长而令我心生情绪，后来细想对我也颇有启发，他那天放了一段音乐叫作《牧神午后》，一段懒洋洋的音乐，充满了欲念、欲望的音乐。感觉到西方传说的牧神，在一个森林里边，在中午强烈的阳光下，带着色情欲望的情绪，这样一种情绪实际上在写作的时候也可以转换成文字的。就是说我们用语言所营造的意境，也可以从音乐中受到启发的。
当然我想还有很多的课对我有启发，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讲了
徐怀中：我觉得莫言讲的这个情况特别重要，他刚才讲美术课老师给他讲莫奈、色彩，接着就讲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等等。我们部队许多青年作家，缺乏的就是这一种开阔的眼界，这一种艺术的火花。我们经常听到人讲，我参加了什么战役，言外之意就是我有资格，我肯定能把它写好。那不一定，多少人参加了那个战役。淮海战役我参加了，敌、我双方参战人数超过百万，有几个人真正写出了淮海战役？我们强调生活的重要，生活是根基，没有生活，什么都不要谈，没有任何阅历，没有经过什么就要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有了这一点点生活，你以为掌握一切了，认为你把这个拿出去是别人没有的，那就错了，你拿出来那个东西谁都有。你这样一种思路，就说明你没有饭吃的。像莫言刚才讲的，他这种开阔，你的那一点点生活本来不足为奇，但是会被他点燃了，点燃起来才能够放出火花，才能够绽放烈焰。
四、师资问题
徐怀中：下面我谈一谈师资问题。开学以后，我们才陆续地调来了古典文学老师吕永泽，后来又调来了艺术理论老师冉淮舟。来了两位老师，其他的课程完全要靠外聘，每一个讲座都是由我带着一名干事去外请教授。这当然是事出无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一下来不及集中我们的师资，这倒反而形成了一种优势，就是可以借重于首都的一流院校、国家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以及全国知名作家这三大教学主力，有选择地约请最有学养的名师来担任客座教授。
下面我拉一张名单出来，大家一听就知道我们的文学系教师阵容是何其强大，声势是何其豪壮。
曾经来我们系讲过课的著名作家有：丁玲、刘白羽、魏巍、汪曾祺、林斤澜、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张洁、李陀、张承志等等；专家学者有李泽厚。李泽厚是一位哲学家，我请他，一开始他怎么都不答应，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楼里找他几次，就是不答应，我跟他硬磨，我说你非要来不可，说了好多话，最后他还是来了。刘再复、张炯、吴元迈，不少都是苏联留学回来的。还有刘梦溪、刘锡庆、陈骏涛、雷达、曾镇南、何西来、刘纳、赵园、汪晖、季红真等等；著名教授有：吴组缃、王瑶、吴小如、袁行霈、严家炎、谢冕、叶朗、乐黛云、徐晓钟、王富仁、童庆炳、孙绍振、洪子诚、钱理群、丁涛、赵德明、曹文轩、叶廷芳、王逢振、唐月娥等等。
前面提到的教授们到我们这里来讲课，都根据我们学院学员的特点认真备了课，让我很受感动。比如丁玲、王瑶、吴组缃等等，这些老作家、老专家年事已高，已经多年不讲课了，他们把毕生最后一次“绝唱”留给了军艺文学系，就留给了这个教室。每念及此，总是令我感慨万千。
当时就像向前讲的：京西魏公村一时间风云际会，名动海内。各路神仙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耕云播雨，点石成金。学员们如坐春风，如梦方醒，如醍醐灌顶，如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一般进行自我扬弃与更新。我把这种教学方式称为“大信息量的强化输入”，称为“密集型的知识轰炸”，又称之为“就高不就低的强化式教学模式”。这样冲击学员们旧有的文学观念，让他们迎着八面来风的洗礼，山高水低随形发展，保持个性，挖掘优势，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
莫言、向前他们是从第一期走过来的，不妨让他们谈一谈自己的一点感受。
莫言：刚才我们老主任列举了这么多名字，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他们讲课的形象生动地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我觉得我可以列出很多个名字，他们的讲课直接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比如说孙绍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我记不清他给我们讲了四课还是五课，其中有一课里面讲到五官通感的问题。他讲诗歌，比如说我们写诗，湖上飘来一缕清风，清风里有缕缕花香，仿佛高楼上飘来的歌声。清香是闻到的，歌声是听到的，但是他把荷花的清香比喻成从高楼飘来的歌声。还讲一个人曼妙的歌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绕梁是能够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把视觉和听觉打通了。讲一个人的歌声甜美，甜实际上是味觉，美是视觉，他用味觉词来形容声音。他给我们讲诗歌创作中的通感现象，这样一种非常高级的修辞手法，我在写作《透明的红萝卜》这一篇小说的时候用上了，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是小黑孩，他就具有这样一种超常的能力，他可以看到声音在远处飘荡，他可以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甚至可以听到气味，这样一种超出了常规、打破了常规的写法是受到了孙先生这一课的启发。这样的通感现象现在来讲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前不久看《挑战不可能》，撒贝宁主持的节目，看到一个视力有障碍的女孩儿，可以听到物体的形状，她对着目标物拍手就可以听出来哪个是真人，哪个是假人，哪个人身上穿的服装质地比较厚，哪个人身上穿的服装质地比较柔软。她的听力已经部分替代了视觉，这样一种现象生活当中是存在的，在文学当中应该大胆地使用。
比如说吴小如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京剧的名票友。他给我们讲古典文学，讲杜甫、李白，后来讲了庄子的《马蹄》《秋水》。我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叫《马蹄》的散文，获得过解放军文艺奖。我还写过一篇题目叫《秋水》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对我的创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篇小说里边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地理名称。当然，庄子这两篇文章不是写人物的，也不是讲故事的，是讲道理的，是表现庄子那样一种哲学的人生理想境界，但是我觉得对我的影响蛮大的。我的小说里面经常会出现秋水泛滥、洪水滔天，一望无际的高粱淹没在很深的水里这样一种景象，这样一种景象实际上是来自于《秋水》这篇古典文学。
而且我还记得，因为我们当时手里都没有《秋水》和《马蹄》这两篇文章，吴先生说，你们系里找一个人刻印一下复印给大家。他的教材留下，让我来刻钢板，刻的时候我还恶作剧，其中有两句讲马被套上辔头，被塞到车辕里边，叫作“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月题”就是马辔头上一个月牙形状的，遮挡在马的额头的一个装饰物。我开了一个玩笑，什么叫“月题”，我就解释是“马的眼镜”。没想到下一课吴先生来讲课的时候，最后说，有一件事跟大家说一下，上一次不知道哪个同学刻的钢板，竟然把“月题”解释成“马的眼镜”，真是天才啊。那不是马的眼镜，是马的额头上一块月牙状的皮革，是装饰物。当时我也很不好意思，但是大家也都不知道是谁刻的。
我在《马蹄》这篇散文里，也表达了庄子的要求自由、不受羁绊这样一种原始的思想。
再比如说叶朗先生给我们讲的中国小说美学，他在中国小说美学里面研究了古典文学当中的评点，他认为张竹坡、毛宗岗、金圣叹等都是大批评家，而且他特别强调了中国小说的美学特征，特别重要的修辞手段——白描。他赋予中国小说白描技巧以美学的意义、哲学的意义，由此也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古典文学或者说中国的文学，是有着自己独具的美学特征的。西方意识流心理描写可以洋洋万言，一个人胡思乱想，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但是看完了以后人物形象很模糊，这个人是什么性格的人，我们不清楚，但是中国的古典小说里面寥寥数语就可以把一个人物活龙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白描手段非常高明的地方。我想这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我时刻知道，有一些话作家不要说，我不必说这是一个开朗的人，这是一个活泼的人，这是一个狡猾的人，完全没有必要，你就写他的语言，写他说了什么，写他干了什么，写他的表情，写他面部的小动作，就可以把人物内心的奥秘表露无疑。我想这也是听了叶朗先生中国小说美学课引发的我的联想和收获。
其他的类似课程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历数。总而言之，我们文学系请来的确实是各个领域里的高手或者是领军人物，他们确实像主任讲的，都是把多年的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以最集中的方式传授给我们，我们认真听讲就受益匪浅，不认真听讲就一晃而过。所以现在我也经常想，如果我当时听讲得再认真一点，那该有多好。（掌声）
徐怀中：莫言刚才讲到吴小如先生，他是一个大专家。他是“三教九流”，学识太丰富了。莫言直接得到了他的教引。有一次吴小如来讲课，学员到得太少，有很多同学认为这种课少听一两次问题不大。因为人少，吴先生往台上一坐说：“同学们，我不是没有饭吃才来给你们讲课。”这个话我一听，觉得简直无地自容。同学们，你们要听课，不要着急，写东西有你的时间。我们第一期的教学安排里边，第四个学期就都是创作实习。但是大家很着急，想要尽快写出东西来，有一些人总想少耽误时间、少听课，可是你少听课受的损失之大，不定将来哪一天你会有所觉悟。莫言刚才说，当时要再认真一点听多好。其实莫言他什么课都认真地听，而且据吕永泽老师说，考试的时候，他的卷面也是最干净的，一次答下来。他因为听课耽误写作了吗？《红高粱》等好几个名篇就是在校期间写出来的。
朱向前：刚才主任这一番话确实语重心长，而且我也可以见证，当时文学系就开了后来流行全国的讲座式教学方式的先河，集一个作家、一个教授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的研究精华为一课，含金量是多么的高哇！
莫言已经结合他当时的创作实践，回忆阐述听课的重要性。我还可以证明一点，就是当时文学系的创作，可以说是创作比赛，天天晚上熬夜，确实因此有些人耽误上课，就是刚才主任说的，像吴小如遇到的那种情况非常尴尬。但是我的印象，莫言是从来没有旷过课，其实他写得是最勤奋的，也可能写得是最苦的，当时就是在南阶梯教室里写。因为当时我们一个宿舍四个人用布帘子互相隔开，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空间，但是唯有他的宿舍是没有拉帘子的，互相可以看得见。这样似乎有点影响创作，所以他晚上就在阶梯教室里写，但是从来不旷课。他最明智地处理了学与写的关系。听课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我要补充的是什么呢？刚才莫言提到的孙绍振先生，就可以见出我们老主任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前面他念到的名单绝大部分都是当时的大家，都是全国的领军人物。但是孙绍振是一个例外，孙绍振先生是当年福建师大的一个讲师，刚刚报了副教授还没有批下来。孙先生此前跟我是十几年亦师亦友的至交，当时我向老主任力荐孙绍振先生，我说他六十万字的《文学创作论》刚刚出版，为国内第一本文学创作论，也最贴近创作实践。这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名气、资历各方面都最不起眼的专家，而且是京外人士，其他的都是北京的，只有孙绍振先生是来自福建的。
我的体会再简单说几句，我跟莫言不一样，他是听了课以后学会写，迅速成为小说大家。我没有学会写，但是我学会了怎么讲。因为我是毕业留校当了老师。前面主任说了，当时来的是三路大家，一路是作家队伍，一路是大学教授，一路是学者、专家。三路风格不一样。哪一路对我启发最大，教育最深，这个也不好说。
以我的经验来看是这样的，作家一路富于激情和经验，而弱于理性和概括；生动风趣，最具可听性，但不便记录，难以复述。学院一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逻辑严密，条分缕析，新见卓然，但容易流于刻板和枯燥，时间一长，学生们难免恹恹，以至昏昏。比较之下，教授一路，综合二者之长，既有逻辑的架构，又有知识的重点，既有理性的归纳，又有感性的表达，课堂效果普遍偏好。尤其对我这个初登讲台的青年老师而言，较具可模仿性。譬如吴组缃先生的幽默谈吐；袁行霈先生的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孙绍振先生的快人快语，一剑封喉；钱理群先生的激情与尖锐；王富仁先生的深刻与灵动；丁涛先生华丽的措词与炫技；曹文轩先生夹带乡音的朗诵，以及王扶汉先生用漂亮的板书大段大段地默写先秦散文，都从侧面给我很大的影响，使我在较短时间内潜心揣摩授课艺术，包括练习书法，以提高板书水平。所以留校第三年，我便获得了全军优秀教员称号。（掌声）